跨年，去了一趟北戴河看海，行程两天一夜。
第三天早晨，突然接到家里电话，说外公在医院病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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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公因新冠引发肺部感染加剧，住院治疗近一周仍未见好转。并开始拒绝吸氧，拒绝打针，也拒绝动手术，只要求回家休息。
电话里少有的听到了父母略带慌乱的声音，他们让我打听着哪里能弄到氧气瓶，好把外公转运回家，满足他最后一个心愿。
在路上，我联系了许久没联系的同学，也非常感谢他们。了解武汉医疗资源情况后，放弃了这个念头。
下午赶到了医院。
外公思维依然清晰，但已经决定不住院了，也没在打针。坐在病床旁的轮椅上，一口一口使劲吸氧，等着回家。旁边围了数位家人。
还在上高中的表妹随后也赶到了医院，人到齐了。
外公见状，嘶哑道：“走吧，还在等谁？”
如此要求数次后，决定摘下氧气面罩迅速回家。毕竟家里还有一台医用级制氧机，应该能支撑住。
在一家人帮助下顺利把外公接回了家，我抢着时间修了好几天没用的制氧机上的故障。接通了医院带回家的面罩和导管，盯着外公的血氧逐渐恢复到了住院时的水平，稍稍能喘一口气了。
外公也稍微清醒了些，随即甩掉了夹在手指上的血氧仪。
我说：“好些了吗？”
带着一点点微弱的声音答：“好不了了——”
然后又用力拽掉了氧气面罩，即使这样做会让他的呼吸明显困难很多。
我和舅舅一次次地试图帮外公戴回去，或放在离他鼻子不远处，都被察觉并甩开。
听妈妈说，外公前一晚说了不少话，已经想走了，不想再耗着，所以才逼着回家。
“我们就完成他最后一个心愿吧。”
舅舅守在外公屋子里，其他人先去客厅吃晚饭。
饭后没多久，舅舅传来消息，外公走了。
从血氧正常到离开，摘下氧气面罩后只过了一个半小时。
后面就是安排120鉴定，社区证明，殡仪馆服务。
外公离开这两天，我潜意识里仍然不时产生幻觉，觉得外公还会从他自己的房间里慢悠悠的走出来，会在阳台上坐着发呆，会定点收看新闻联播，会沿着小区里的固定路线散步。
但每当想起他离别时的样子，又会一下将幻想彻底打碎。他躺在床上，张大了嘴，每一次呼吸都用尽了最大力气，带动着肺里的积液声清晰可闻。
想起我推着外公的轮椅，就像在实验室用手推车一样，小心谨慎但又争分夺秒地，进出电梯，出医院，扶着他坐上回家的车。
我反复告诉自己：你已经做了能做的全部了，你在疫情开始时做了大型超市志愿者，借着机会买了许多物资，也包括外公爱吃的；没有错过陪伴的机会，包括夏天还带女朋友到家见了一面；也及时给家里买了制氧机，在医疗资源最紧缺的时候，让奶奶通过吸氧辅助治疗，顶住了肺心病+新冠的双重冲击；即使到最后，也赶回了家，见了面，说了寥寥几句话，给外公抢出来了一点点好转的时间。
但还是会不甘心，会后悔，会难过。如果血氧仪能早点买，如果消炎药物能早点跟上，如果体温监测能做的更充分，如果我更多关注一点…结果会不会不一样？
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，才发现每一步的选择都是如此重要，但没人能知道什么选择是能够逃出死亡收束的世界线呢？没有上帝视角。
外公的离开很体面，整个人没有消瘦太多，没有被现代医疗技术开膛破肚，也等到了每个身边的亲人。他选择用尽最后的力气来对抗治疗，来放弃未来。或许这种放弃，能让本就还没完全康复的其他人，减少暴露，减少疲劳，走向以后的路。
跨年夜，我在北戴河听了「重塑雕像的权利」乐队的现场。演唱间隙，主唱漫谈着三年来的经历，台下有粉丝大喊：“会 好 的！”
回想起外公那声“好不了了——”，带着释然，带着坚定，带着对所有人的告别。
朋友圈有同学转了一条视频，内容是跨年夜一辆120救护车被旁边倒计时数秒的人群堵的寸步难行。
“一边是年轻人回血，一边是老年人失血。”
这样的割裂在世界上的每个角落持续上演，只是距离从未如此接近。
大自然还会带来更多的不可抗力，但时间总是要推着人走。生者，应背负着使命前行。
愿每个人在狂欢时能贯彻快乐，孤单时也能泪流成河。
明天，一定会好的，对吧？